序言

2011年，我在参加完德国汉诺威工业展后，参加了一个旅游团，车上放的竟然是《三国演义》，或许是在异国他乡，思绪万千，有一个重大的启示：刘、关、张桃园三结义后，当时刘家军是既团结又能战，可总是失败，几次兵败后寄人篱下（这就好比办公司，几次破产），直到遇到诸葛亮，先定荆州尽而图天下，才有了后来的“三国鼎立”……

朱锡庆教授于湘能楚天而言就是当年诸葛亮式的人物，这也是湘能楚天近几年以来，越发稳健而又生机勃勃的“秘密”所在！

本次推荐的《发展笔记》，已作为公司管理层的必读文章，早几天个人还发了朋友圈谈了感想：只有一个冲动，就是肯请您于国家计、于企业计、于个人计，请深读此文……

发展笔记

朱锡庆

完全不对称的依赖性

戴琪在CSIS发表演说，其他都是陈词滥调，了无新意，说明拜登政府在贸易问题上还是一团浆糊，只是有一个新提法，称中美完全脱钩不现实，要在不同(以前)的基础上重新连结，这个值得玩味一下。

特朗普政府那群人是有匪性的业余政客，充其量算个票友，看问题既武断，又无分寸，看待两国贸易关系有两个致命误判。其中一个误判是，认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制造业，对美国市场有寄生性，美国市场是养大中国制造业不可或缺的基础市场，这个市场没有替代性，中国制造业离开了这个市场就会死。反过来，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制造业是容易被替代的，美国市场既然可以养大中国制造，那么也可以养大越南制造，印度制造，取中国而代之。同时还认为，寄生于美国市场的中国制造，反过来对美国制造有绞杀性，振振有词地指责中国人一系列不守规矩，怪罪中国人是美国制造业空心化的罪魁祸首，以不正当手段抢走了美国人大量工作机会。正是基于这个致美国命，也致特朗普政府老命的误判，有以下荒谬推理。只要完全切断若大规模的中国制造同它所寄生的基础市场(美国市场)的关系，所谓完全脱钩，接下来三件事水到渠成。中国制造因失去基础市场一夜衰败，高端制造回流美国本土，低端制造转移越南，印度等地。一举三得！剩下一个问题，完全脱钩要如何操作？一群自鸣得意的草包，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捡起了一个老掉牙的玩意，大规模大幅度地加征关税，史上最大的贸易战被特朗普政府无端挑起，他们把这破玩意视为名垂青史的大战略。

贸易战开头阶段，他们胸有成竹的模样，眼望天空，目中无人，一周放出一个清单，想着只要几个回合，就可以令中方救命求饶。面对这种史无前例的经济偷袭，说中方处之泰然，云淡风轻，那当然是吹牛皮。一时间难免有些慌张，或者不知所措。坦率地讲，国内当时有很多人同美国人一样，严重高估了美国市场对中国制造的重要性，以为是什么不得了的命门。出乎所有人意料，三年半的贸易战打下来，中方毫发无损，美方打出来一个七窍流血的内伤，把数额巨大的惩罚性关税活生生变成了国内消费税。贸易战还是一个重要的检验，向世人证明了这样一个真相：美国市场的确是中国制造的一个外部助益(没有也无所谓），中国制造的确有部份替代性(主体不可替代)，美国市场和中国制造之间有顽固的互补性，而且有完全不对称的依赖性，美国市场对中国制造的依赖程度远远超过中国制造对美国市场的依赖程度。

戴琪承认脱钩不现实，相当于说，美国人做了一场三年半的梦。在不同于以前的基础上重新连接，这件事，美国人说了不算，取决于中国人怎么想。要知道，在这三年半里，美国人丧失了所有贸易谈判的筹码。

首鼠两端

现在少有人提及的全球化，事实上并没有结束，依然处于全球化向纵深推进的阶段。所谓全球化是一个不知所谓的名状，其实质是发生在全球范围内史上空前的分工深化。其意义有二，既推动了人类知识积累水平的大幅提高(分工本身的作用就是知识积累)，又促进了大空间的深度融合。分工律是当世最为基本的支配力量，任何逆分工律的作为都是以卵击石，与天为敌。一年半之前，贸易战开打，瘟疫爆发，出来一种论调，认为全球化会分裂成两个体系，一如以前由美苏各自主导的两个孤立体系，再打一场冷战。特朗普政府的浅薄政客把此种莫须有的东西当真，竟然想也不想就开始部署一场新冷战，拜登政府无奈地接受这个摊开了的局面。一年半之前，我写了一篇文章《分工律》。这篇文章影响不大，但是看法却很突兀，世界受分工律完全支配，再没有冷战，除非发神经，左右互博。

美国人本来是全球化最大的一股推动力量。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美元成为世界通用货币，从GATT到WTO，建立贸易规则，以及动用美军，在大洋之上当警察，维持远洋贸易的秩序。客观上讲，美国人提供了全球化的一些基础要素。无论如何，它是推动全球化进程的关键角色。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美国国内冒出来一股反全球化思潮。特朗普叫喊美国优先的口号上台，摇身一变，美国人变成一股最大的逆全球化力量，看谁都不顺眼，看中国尤其刺眼，不分青红皂白，所有脏水泼过来，似有深仇大恨。美国人无端变脸，所恨何事？

全球范围的分工深化给美国带来了二个结果，其一是享受了一个很长的没有通胀的增长阶段。在这一过程中，一批新兴高技术企业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成长起来，变成规模空前的庞然大物。我的评估，倘若没有全球化，美国现在的经济体量至少要扣减三分之一。其二，在全球化过程中，无形之中，在美国产生了一个非常难以化解的结构性问题，向两端极化，出现一小撮巨富(绝对富可敌国)加大量废物(丧失工作机会，同时丧失收入来源)的局面。全球分工深化在美国演变出这样一个格局，一条产业链只剩下所谓微笑曲线的两端（研发和销售)，中间的加工制造环节几乎全部清空外迁。美国的公司清一色变成了皮包公司。这剩下来两端的公司因为专业深化及全球配置，创造了在史上规模空前的财富，但是中间这一环节，原来容纳了大量中产阶级就业，现在工作机会都丧失了，向两端靠又因为专业悬崖怎么也攀不上去，从而成为失去了收入来源的废物。这个数量庞大的人群现在就成了民粹主义的温床，特郎普利用这股势力上台，他们利用特朗普反全球化。追根溯源，美国之所以出现制造环节清空外迁，其实不能怪罪全球化。一人一票条件下产生的恶法，以及转移支付，垫高了机会成本，劳动力的价格被严重扭曲。因为加工知识在全球大范围普及，竞争变得激烈，美国被扭曲的劳动力价格，完全失去了竞争力。特郎普推动制造回流美国，这些工厂面对六到十倍的用工成本，只能无奈搪塞一下。受分工律支配的全球化，是一个残酷的检测，一切丑陋的陈规陋习，或者制度体系中的丑陋条款，无论原来是什么包装，都会被戳穿。

最大的糊涂

美国人清空外迁的加工制造，中国概括承受。不仅如此，来自四面八方的加工制造，我们都概括承受。以最短的时间建成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门类最齐全的制造体系。这个制造体系被冠以世界工厂，而且有唯一性，此前没有，此后已无可能再生一个。这同时也应该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发展奇迹。若有异议，你去再找出来一个？请注意，史上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分工深化，却在一个地方生出来一个又大又全的制造体系，这个大而全的体系竟然是国际大分工的产物，奇怪不奇怪？这么奇怪的现象，为什么没有人去一探其中的究竟呢？还有，这个史上空前绝后的制造体系，为什么落地中国而不是生在别处呢？面对一个自己完全无法理解的发展现象，却要横加指责，变成发展就是一种罪，这是什么混帐逻辑？此乃美国人的悲哀。怀抱若大一个发展奇迹，其实自己并不明白，何以如此？东拉西扯，一二三四五六七，大家一起看肚脐。这是中国人最大的糊涂。以此观之，围绕贸易问题你来我往的争吵，不过是无谓的口水。

成本悬崖

看事态的演变，管中窥豹，现在拜登政府这群专业的狗卵天师，前期分析已经做完了，而且写好了剧本，开始按剧本演出。基本思路还是沿袭了以前的想法，让已经一体化的全球分工体系裂变成两个。与特郎普政府直接进行中美脱钩操作(切断美国市场与中国制造的联系，以及肢解供应链)不同，拜登政府一个显著的差别是，试图把中国先从全球分工体系中剥离出来，成为孤零零的存在。然后对剥离了中国的国际分工体系的残存，进行修复再造。这就不是美国一家的事，搞脱钩就可以，中国已与世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他得联合所有的狐朋狗友，逐一切断。特朗普强悍单挑，拜登特别强调盟友，只因路数不同。拜登政府这个方案相当于对国际分工体系做一次大的外科手术，是一个极为复杂且耗时的操作，在动手之前还得采取一些看似与其本意相矛盾的做法，此期间还得保持美国市场对中国制造的连接。以前有一人做了个实验，并写了一本书出版，就是一个月的生活完全不使用中国制造，结果发现是根本行不通。特朗普的贸易战再一次验证了这个结果。拜登政府剥离中国出国际分工体系，必须在保持同中国制造的连接这个条件下进行，这是一种悖论作为，也是戴琪重新连接的真实意图。我可以肯定地讲，拜登政府把中国从国际分工体系中剥离出来，至少在五十年之内，是不可能实现的梦。这里，拜登政府严重误判了中国制造的可替代性。中国制造体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有唯一性，这种唯一性根源于这个体系的制造成本少一个零，这是一道目前无人可以逾越的成本悬崖。

三重合一

二零一八年年初，我在上海的中山医院做了一次手术，手术很成功，这其中有五百年知识积累的发挥，是的，有时候知识就是生命。盖伦通过对动物的解剖认识人体，维萨里写下现代解剖学的奠基之作巜人体的构造》，哈维《论血液和心脏运动》，这是手术之前的基础探索。不清楚人体的内部构造，拿刀开肠破肚，那是屠杀。帕雷发明钳夹止血法，莫顿发现乙醚雾化器，塞麦尔维斯发现伤口感染的消毒方法(洗手原则)，伦琴发现X射线，南德斯搭拉发现血型，卡雷尔发明三点吻合法，卡恩发现环孢素，这是为我做手术的医生所掌握的知识年轮盘中一条条知识年轮线。为我做手术的外科大夫有当世一流的医术，那是五百年来一类知识的滚存。我要说的重点是，为我做手本的大夫并非历五百年经几十代的进化而达到这个水平，而是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就拥有五百年的存量。这就是中国最近几十年产生的这个发展奇迹的奥秘，中国人有一种吸取知识的超能力，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把知识积累水平提高到与一流齐平。

中国人形成求知的超能力，我发现了两个原因，或者还有遗漏也说不定。第一，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没有原生的宗教，中途也没有宗教化，一直是一个世俗社会，我们安身立命的根基是实践理性。这个有什么意义呢？宗教是人类摆脱苦难的全盘演绎，它有一个与生俱来的特性，毋庸置疑。宗教对理性的压抑和知识的禁锢，一个欧洲黑暗的中世纪就足以说明问题。没有宗教的羁绊，求知自由是一个很大的优势，新知识很容易产生和传播。在我们这个社会，有时或有教条的禁锢，但是很容易被突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用极简单的论述，就启动了改革开放，这是史无前例的一场知识运动。第二，我们发明了一种极为巧妙又从来沒有人用过的求知方法，零成本一次性吸收消化长期累积的存量知识。通过FDI这个途经，引入知识的种子载体，其大量繁殖，就是知识的迅速普及。大能量开发，大规模制造，大范围交易，这类知识是我们缺乏的，跨国企业是最完整的存量知识的载体，吸引这类企业落地，并加入其在地的活动之中，边干边学。这是一种零成本的快速求知方法。我在二零零八年的时候，惊异于数以亿计的超大群体在三十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一次知识更新，于是写成了那篇论文《中国经济发展的知识来源》。

以零成本推进的国民知识更新，造就了高性价比的知识化群体，对世上所有的制造企业产生了无法抗拒的磁吸效应。这里产生了一个意义深远的三重合一：国民知识更新的过程，也是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过程，也是制成品全部变成＂白菜价＂的过程。

再知识化之余

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内，以几乎零成本的方式，数以亿计的国民完成了一次知识的系统更新，从而产生了一个高性价比的新知识群体，这是中国制造变成一个发展奇迹的核心机密。二零一九年秋天，我跑去越南呆了一旬，从南到北，一路只看工业园。我关心的问题是，由FDl导入的人群知识更新，在越南会发生吗？也许我的观察不够深入，在越南完全看不到在中国发生的大规模国民知识更新(再知识化)现象。这就是说，中国的这个现象是一个特例，没有普遍性，甚至有唯一性。由此而来的一个推论是，基于高性价比再知识化群体的中国制造体系，至少在一个世纪之内，具有不可替代性。

除了再知识化群体的高性价比这个因素，中国制造体系还有另一个他人不仅没有而且不可能复制的条件，处在一个交易费用极低的生态中。

归纳起来，有几个原因的合成作用产生了低交易费用的产业生态。其一，我们有独一份的祖产，始于秦朝的大一统结构，深入人心，非常牢固。王朝可以更替，国家不会解体(不排除间有分合)。这个大一统的结构，以及内含的人伦秩序，从千年大周期来看，再没有什么结构的交易费用比它更低。美国现在的社会结构，依我的看法，还处在我们以前的分封制阶段。其二，这个大一统结构不仅与市场这个自组织体系兼容，而且可以调校到一种相得益彰的状态。自从我们放弃了从前苏联引进的指令性计划经济(这个体制其实与我们的大一统结构相排斥)，市场这个自组织体系就如春风吹绿草一般迅速发育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很快，我们就成了这个世上经济最自由的国家。其依据是只有很少的通用条款，禁锢很少，民间有广阔的自由缔约的空间，也就是说活动完全是自组织进行的。在这个期间，我本人几度前往那些所谓自由国度，却感到浑身不自在，从而对天发问：自由安在哉？源于一人一票的恶法滥政事实上已经严重侵蚀了个人自由的空间。民主反自由，只可惜他们执迷不悟。自由缔约的最大意义是，交易费用低。我们一度享有的最大的经济自由，遭到了两类侵害。一类是一群食洋不化的半吊子，把源于一人一票的恶法滥政，抄回来当宝典使用，用自负的法条和政令干预市场。另一类，重拾指令性计划的那一套，取代市场。效果立杆见影，交易费用大增，出现循环紊乱。但愿这是一时的随机干扰，一旦明白，弃如敝履。三十五年之前，我才二十几岁，只是听说过公速公路，却从未见过。但是说出来吓你一跳，我参与了早期公速公路网规划(八五规划)的编制。那个时候，我怎么也想不到，三十五年之后，中国有地球之上最大的高速公路网，更想不到的是，竟然还有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用特高压长距离输送的最大电网，以及领先于世的5G通信网络。当然，还有星罗棋布的机场，从大连到防城港一线排开的巨形海港。这个举世无双的基础设施综合体系，是低交易费用的第三个条件。其四，政府在大开发时期有一个十分巧妙的就位，史上从没有什么政府扮演如此角色。政府不是居高临下发号施令，或者操弄一台完全不知道怎么转动的机器，而是把自己定位为市场之中的特别当事方或特别缔约方，一般当事方交易费用特别高的事项，政府概括承受来做，使很难推动的此类事项，交易费用降到只剩一个零头。举例来说，市或县(区)两级的开发区，是政府为开发专门设立的派出机构，专事征地拆迁，三通一平，这是一般当事方几乎做不成的事。各个开发区竞相招商引资，无形之中又提供了一个了低税环境。

苹果往地上落，不是往天上飞，这是受引力支配。在此轮全球范围的分工深化中，我们通过大规模人群的再知识化，以及营造最低交易费用的产业生态，挖出来一个浩大的成本深坑，制造业向中国的汇集，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这是受分工律支配。

国际分工保护区

前文讲到国民再知识化是中国制造迅速崛起的核心机密，这里要补充一点，这是一个全体系的再知识化，不只是终端产品加工，更为关键的是产线本身的制造，我们用进口替代战略，完成了几乎所有产线的再知识化，现在除了几样东西，其他的没有中国不会造，或者造出来性价比不如人。

客观上讲，在中国制造体系发育的早期阶段，美国市场的确是一个基础市场,因为需要通过这个市场获得硬通货，去在更大的范围进口资源和资本物品。当然，条件是向这个市场提供非常低廉的消费品。这个时期，是中美经济关系的黄金时期，完全互补，互相嵌套。于是就有所谓中美国的提法，我们自己也吹牛皮，经贸关系是中美关系的压舱石。

这种关系在最近十年悄然发生变化。一方面，我们的产业从制造这个中间环节向所谓微笑曲线的两端伸展，开始形成迭代能力。另一方面，突进新兴高技术产业，在这个被美国人视为他的国际分工保护区攻城掠地，华为竟然还说是无人区。互补变替代，中美关系一夜翻转。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你对迅速恶化的中美关系会感到迷惑不解，更难以理解绑架孟晚舟，肢解多条供应链，这种完全不加掩饰的强盗行径。

当我们完成了产线的再知识化，美国市场就不再是中国制造的基础市场，此时国内市场已经变成了基础市场。特郎普政府搞切断中国制造和美国市场的脱钩操作，对我们的流量循环是一种短期扰乱，但他们自己遭受重创，因为中国制造事实上已经成为美国市场不可替代的基础供应。这个时候，中国制造事实上已经变成中国反制美国的手段(我个人认为永远不要这样做)，特朗普反其道而行，被分工律无情地教训。

目前美国人作为美国人剩下的最后一个共识是，不择手段，把中国的新兴高技术产业扼杀在摇篮之中，为此搞了一系列企图切断知识流量的脱钩操作。坦然地讲，成与不成，一片混沌。也许未成之前，美利坚先被几十万亿美债搞没了，也说不定。

若干基本问题

对于前文展开的分析，做一个总结。史上规模空前，当世绝无仅有，又大又全，而且在可见的未来没有可替代性的一个制造体系在中国发育起来。匪夷所思，这是第一次在全球范围进行分工深化的产物，这个又大又全的制造体系不仅不违反分工律，而是最彻底遵从了分工律，内部的分工深度也达到了空前的水平。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个全面改写经济学的经济现象。这个制造体系是至少今后一百年中国立世的核心基础，更是今后一切发展的基础条件。展望今后的发展，窃以为，有如下一些基本问题，不能糊涂。第一， 这个制造体系天生就是一个大进大出的开放体系，但是这个体系的基础市场必须是国内市场。只要满足这个条件，这个体系就有自主性而非寄生。我们已经完成了基础市场从外部市场到国内市场的转变，再提高国内市场的占比，就是一个牢固的基础市场，足以支撑这个体系经受任何干扰。因为这个体系是世上高占比的核心制造体系，加上成本悬崖，这个体系事实上有垄断性。两端的大进大出，只要是分散的，无论进与出，不但不能制约这个体系，反而受这个体系的制约。尽管这样，我以为不要把这个体系作为武器使用，用作制裁工具。这样做，与交易互惠的本性相悖。第二，从外部导入，通过国民再知识化，在内部发育起来的大制造体系，有两个与生俱来的特性，对资源的大量消耗，以及产出中废物(伴生物，即副产品）大量排放。累积效应是资源枯竭，以及环境恶化造成的灾害。尤其，当制造向中国汇集，问题也同时也由我们集中承受。大制造体系是一个嵌套于自然的人造系统，现在输入和输出，都同自然产生了紧张关系。调整只能人去适应自然，而不是相反。调整大制造体系与自然紧张关系的办法其实不多，几乎唯一的办法是开发新知识去改造现在的制造体系。换言之，改变这个制造体系的生产函数。假定技术水平不变，制造体系与自然紧张的问题，无解。既然大制造体系已经在两端造成了与自然的紧张关系，那么，就严厉约束我们不能再横向扩张(数量扩张）这一体系，使问题再进一步恶化。由此引出一个问题，我们不可能就维持这个体系，而不思发展。那么，要怎么发展呢？这就是决定今后命运的发展路径选择。第三， 最近二十年里，我观察到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很多企业发展致死。从一堆创业者的尸体旁边成长起来的企业，好不容易有了经营模式，进入盈利生长周期，却因为寻求后续的进一步发展，而蹈入陷阱中，最终没有几家能爬出来。这种发展致命现象最集中发生在上市企业中，成长率象催命符，逼着一批浅薄的事主做出致命的发展决策。这些致命的发展决策，主要有两类，没有限度地追求占有率而大搞兼并扩张，和所谓的多元化。也就是说多数选择了不改变生产函数的数量扩张，而非改变生产函数的迭代发展。

就中国制造体系而言，横向扩张已经没有余地，因而剩下的发展途经其实没有选择，唯一的途径是制造体系的迭代发展，这必然引申出，由中间的制造环节向产业链(微笑曲线)的两端伸展，因为制造体系的迭代就是研发。如果所有种类的制造都向两端伸展，那么原来的制造体系就会进一步发育成一个全链条全种类的产业体系。这是我们现在可以展望的发展前景，也是我们不得不选的发展途径。事实上，近十年来，我们已经在这个发展方向迈出了好几步。比如说，华为通过研发，推动通信这个产业完成了最新一次的迭代，并冲进了他们所宣称的无人区。电池和无人驾驶的研发，正在推动汽车产业的迭代升级(动力革命和智能革命）。大型互联网平台推动了很多品类的产品和服务销售环节的迭代升级(线上化销售)。中国已经有多个品类的产业链条，后来居上，在代数上领先。

尽管如此，在新方向的发展，依然有很多疑团，甚至可以看到障碍重重。首先一大障碍就是基础研究。我们这种发展转向，与美国形成替代，而美国人把研发视为他们的天许之选，在放弃了制造之后，研发就被视为绝不容他人踏足的国际分工保护区。他们用尽手段试图推毁华为，可见这个国家已经成为中国研发企业的天敌，以后会使用更加极端的手段。偏偏，我们的研发体系是嫁接在他人的基础研究上，没有自主性。眼下在应用这一端的研发已经起势，别人奈何不了，但是若基础研究被切断，难以为继。制造体系是在国内市场成为基础市场以后才有不受制约的自主性。研发体系中基础研究这一环必须是中国自己的大学，我们才有可能有一个自主的研发体系。十几年之前，我看到了大学不堪大用，大声疾呼，人微言轻。

美国对华为肆无忌惮的推残，只是因为我们冒出头来的研发企业仅此孤零零的一家。如果是一大群，数十上百，狼群来袭，他敢放肆？这里隐含的一个希望是，华为探出来一条路，一定会大量复制。在中国一直有这样一个发展现象，只要出来一个，很快就有一大群，往往如此。但是，纵使产生了一群，依然不踏实，只因基础研究悬空，我们的研发再怎么篷勃发展，也是寄生物。大学的问题不是大投入就可以解决的。这么大的投入，实验室级别很高，好像用来养鬼的。研究项目如天上繁星，出来一些高级玩具和一堆不讲人话的生造词汇。无论科学还是人文，这里那里有个别大家零星的存在，完全不成气候。五千年，十四亿人，切不断天才的血脉，进入大学，几乎全部埋没。大学的问题在根上(评价体系）。

智人发展史存在五花八门的划分，窃以为一个合符发展逻辑的分法是三段说。农业革命是段际事情，从捕食现成(渔猎)转为种养，其中核心知识，是驯化。工业革命是又一段际事件，从种养扩展到大规模制造，其中核心知识是大能量的开发和利用。数字革命是第三个段际事件，从大规模制造转向完全自动化的生产体系，其中核心知识是数字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数字革命现在还处在早期发展阶段，但是延伸出来两个清晰的发展方向。其一是人际之间信息通道的建立，所有个人都会被纳入一个统一的信息网络中，信息孤岛之上，无法生存。与此同时，万物互联，一切机器都会被纳入统一的数字化网络，网络之外，机器是废物，不能转动。其二，除了将人和物联成一体的神经网络，机器被置入人脑除创意以外的所有能力(信息收集，存储，计算，判断)，也就是长出一个物之脑，而变成一种自动的智物。而且物脑一旦具有人脑的能力，就会运超人脑在这方面的能力，论存储和计算，现在人脑怎么去比？就像大能量开发以后，一个大力士那点力气又算什么呢！

数字革命发端于美国，被中国迅速追上，形成反超之势，要知道玩数字是中国人最擅长的禀赋，美国人相比之下还是差了一截。可以说，数字研发，中国人有一骑绝尘的遗传基因。十四亿人的大国可以在病毒爆发以来的近两年时间内，做到动态清零，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人间奇迹，这世上除中国之外，再找不到一个。除了全体系动员，令行禁止这个因素之外，基于数字技术的病毒查杀系统独步天下，是另一关键因素。

由数字研发推动的产业体系的迭代发展（数字化改造），发展过程会内生出一种非常强大的反对力量。迭代是系统性的知识更新，会引发范围广泛的上一代知识贬值，并翻转旧的利益格局。这几天在国际上引起骚动的一个话题是中国在八月发射的轨道高超音速系统，如果这个东西是西方人所猜测的轨道高超音速轰炸系统，那么美国人苦心经营几十年的导弹防御系统就成了摆设。这就是迭代导致贬值的生动事例。线上化使实体店门可罗雀，商业地产迅速贬值。线上化浪潮向纵深推进到农贸市场搞社区团购，小摊小贩贬值到生计落空，就激起了激烈的反抗。蚂蚁利用阿里巴巴线上商务的副产品(大数据），试图把线上移动支付扩展成线上金融，这种迭代使传统银行产生巨大的贬值风险而命悬一线，遭到山呼海啸一般的声讨，傲慢的马云灰溜溜不敢见人。迭代只要不是原物的改造而是新造，上一代知识载体贬值归零，利益格局彻底翻转，反抗就是必然，而且是一股巨大的能量。这只是一条产业链的迭代就引起了如此动静，还有更大的问题在后头。产业体系或生产体系的数字化迭代发展过程，是一个去人化的过程，数字研发产生的智物会把原来生产体系中的人逐步赶出这一体系。这些人不只是原来积累的知识贬值，而是变成失去收入来源生计完全落空的废物。生产体系完全落入研发者之手，与被驱逐的人形成尖锐对立，从而激起反智的极端主义。这一幕在一些地方已经发生。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不能发现新的分配方式，政府因为压力，往往被迫成为反发展力量。对新方向的发展作一个概括，由研发驱动的迭代发展路线，与美国产生发展撞头的问题，偏偏我们的研发对他人的基础研究有寄生性，这是一大发展障碍。同时，数字研发推动的产业体系迭代发展，会内生一种反发展力量。在这里，我做一个有条件的推测，如果基础研究体系能在国内建立起来，以及在生产体系的数字化早期阶段能够发现一种新的分配方式，那么中国的产业体系就会发育成世上唯一的主导体系。无论他人怎么折腾，受分工律支配的全球一体化不会中止，也不会产生两个分工体系，还是一个分工体系，但是是以我们这个产业体系为主导的分工体系。这是一个不同于以前的分工新秩序。

发展撞头

受分工律支配产生的分工关系是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一种关系。现在中美关系成为世人关注的头号问题，但是其实没有什么人看清了，去掉口水中那个幻象，客观存在一种什么关系。什么老大老二必有一番恶斗，什么修昔底德陷阱，都是看不清真相的混帐逻辑。一切借喻都是昏暗的假智慧。老大老二必有一番恶斗，你从哪里看出来的，有多少事实依据？去掉层层纷扰，扒到底层，看分工关系，一目了然。中美在一个相互嵌套(互补)的分工结构中，因为中国的发展，出现了发展撞头，引发彼此不能脱离的缠斗。中国纳入国际分工体系的时候，美国人想不到在中国会发育出一个又大又全的制造体系，更想不到这个体系还会进一步发育，长出个头来，与他一头撞上。他几番挣扎，彼此又脱离不开，因为已经深度嵌套。这就是中美关系现在的本来面貌。至此，我想起李后主写的那一句词，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中美关系在未来的演变，可能超出现在绝大多数人的预料，当事双方可能自己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戏剧性。如欢喜冤家，打着打着就抱在一起了。这不是双方的主观意愿，而是受分工律支配的冷血后果。

一个残酷的事实是全球一体化进程是不可逆的，中美之间已经实现的某个程度的不完全一体化也是不可逆的，不是你想分离就可以分离开的。从美方这一边看，因为中国制造的不可替代性，美国市场对中国制造有长期依赖性，试图切断美国市场和中国制造关系的任何伎俩，会立即导致在美国出现严重的供应链危机。这已经是一个被证明了的事实。除此之外，美国的研发企业，若切断与中国制造的联系，迭代转化(变现)将完全失去着落。自从美国制造外移之后，它的研发也对中国制造产生了依赖性。苹果若是离开了中国制造，很难想象能推出什么新玩意。美国社会普遍误读了全球化产生的各种现象，怨恨情绪的积累，产生了愤怒的极端主义(垃圾认识)，又逼迫华盛顿的政客意气用事，全部鹰化，只是那一撮商人有苦难言。现在被完全压制的商人理性，在情绪过后会显现，如果那时美利坚还存在的话。我可以肯定地说，体现商人理性(顺应分工律)的美国是中国的伙伴，而不是敌人。

再从中国这一方面看，在我们的研发还限于某一个方面，中国制造的迭代发展依然依赖美国企业研发的推动。即使山寨，得先有一个借鉴。美国人指责我们窃取知识，当然是栽赃陷害，公开交易的物品中所隐含的奥秘，最初发现的人不能剥夺他人再去发现的权力，你并没有解密的知识被我掌握属于再发现，归因于我的学习能力，这不是窃取。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感谢原创的启迪使我们省去了一些试错。如此而已。即使华为的单骑突进，发展成一个纵队，在中国产生了广谱的研发，我们依然对美国的基础研究有某种程度的依赖性。且不论以后有什么东西产生，就是它此前基础研究的积累成果，对我们现阶段的应用研发，就是一种难以摆脱的制约。因为二战以后美国的基础研究具有垄断性，涉及广泛的应用开发中用到的基础研究成果，多数是美国人的东西。当他把他掌握的基础技术用作制裁手段，对我们的应用研发有切肤之痛。不得不说，美国积累的近三十万亿国债已非常接近极限崩溃的临界点，只要债务上限线冲过极限线，美利坚大概率解体。这个世界最不愿意看到这一幕发生的是中国，准确地讲，中国不想看到美国闪崩。何故？我们大进大出的制造体系要用美元协助完成交易。在人民币没有建立起使世人产生广泛信用的币制之前，我们大进大出对美元这个交易的基础工具还有依赖性。

中美双方都有对另一方一时难以摆脱的依赖性，但是这种依赖性是不对称的。美国对中国的依赖，若被中国反制，其实是生存危机。而中国对美国的依赖，若被美国反制，顶多是发展危机。中美因为发展撞头，美国人全面发难，不仅把中国对美国的依赖因素用作制裁手段，而且愚蠢到把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因素，用作反制中国的手段，中国不用出手，美国自己重创自已。这样的愚蠢，拜登政府上台一年才有所醒悟，开始放弃前任的做法。但是，却异想天开，继续用中国有所依赖它的因素来制裁中国，试图使中国刚刚露头的应用研发缩回去。事实上这里行得通的途径只有一条，双方都不把对方对自己依赖的因素作为制裁对方的手段，即互相豁免。美国人要明白一个道理，现在看似在应用研发上相互撞头，其实中美可以在应用研发领域寻求分工互补。若能形成这样一种局面，将出现又一个创新发展的黄金时期。我相信，美国人经过若干年的拆腾之后，哪天突然清醒了，就会有如此认识。此后，雨过天晴，好过从前。

发展的谬误

从一七七六年斯密发表《国富论》算起，经济学二百多年，事后回顾，不是一无是处，斯密发现分工律和无形之手，哈耶克发现自发秩序，科斯发现交易费用，张五常发现需求定律(不是教科书上的那个东西)，都是重要的认识，意义深远。但是经济学为祸人世的例子更多，似是而非的理论误导人的行为。人们一再做蠢事，或者为非作歹，因为有＂理论＂做依据。其中一例是把败家仔行为理论化的凯恩斯主义，解除政府的预算约束，疯狂透支，亡国为止。再举一例便是发展经济学里面的雁行理论。这个破玩意是一九三五年由赤松要搞出来的，到一九七四年他提出第二个次层雁行阵式，算是搞出来一整套。赤松要对产业随时间变化的秩序和产业空间分布规律，借用雁行阵式搞生搬硬套。然而，他这破玩意影响广泛，被误用至今。现在关于产业转移的说法和做法，都是秉承了赤松要的混帐逻辑。

从摘几片树叶遮羞算起，到现在故意在裤子上弄出几个洞来的破洞裤，其实是同一个东西，不断迭代而已。5G通讯网络可是新生事物？往前回溯，其祖上是烽火台，还可以追到更远的源头，可能是隔岸吹口哨。通信古已有之，未来不亡，万千变化，迭代而已。这里的意思是说人间事物或者说产业变化，并非从一种到另一种的换种变迁，而是原种的迭代发展，在这一过程中或有新种类添加进来。从这个角度来看，哪有什么夕阳产业？今年上半年，华为成立煤炭军团，研发智物联网的自动生产系统，这是矿业又一次迭代发展的开端，并非生出来一个什么新的产业。华为的煤炭军团就是挖煤，但不是用血肉之躯，而是用智慧。

日本人对产业演变的理解就如日本列岛一样，因挤压而扭曲破碎。把产业发展误读为不断改换种类的换种变迁，极其荒谬地对产业种类进行区分，什么低级产业，高级产业。从而把产业发展理解为从低级产业到高级产业的变化。在上个世纪还搞出来一套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巫术，竟然以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来测量产业高级化程度。这里，我要强调的是，产业种类并没有高下之别，说一种产业比另一种产业高级是一种逻辑错乱。但是，任何一种产业都有因知识积累推动的进化，即迭代发展。衡量一种产业发展水平的测度是代数，它是知识积累水平的表征。而知识积累水平其中一个重要的推动因素是分工深度。

雁行理论最垃圾的部分是对产业在空间上的分布及分布变化所作的解释。头雁永远从事最高级的产业，剩下不要的产业往下梯度转移，依次形成了产业分布秩序。而其中推动产业空间转移的关键因素是劳动力价格(工资水平)的提升。用廉价劳动力吸引并承接低端产业，并进而有所谓人口红利之说。如果这种认识可以算是经济学，绝对是经济学的垃圾。真相是，与劳动生产率匹配的工资水平提升，单位产品中的人工成本至少不会上升，更多时候反而下降。故正常的工资水平上升绝无可能推动产业转移。只有与劳动生产率完全脱节的工资水平上涨才会使产业在一个地方丧失竞争力，从而丢失工作机会。而与劳动生产率完全脱节的工资水平上涨，是因为转移支付和工会势力扭曲了人力定价，垫高了机会成本。眼下的一个例子是，美国按月发救济，工资翻倍也招不到人。工资水平上涨导致产业流失，只有这一种情况。中国变成世界工厂，一种弱智的解释是廉价劳动力。真相是，中国的吸引力乃是因为单位产品中的人工成本少一个零。从另一个角度看，同样工资水平的劳动力，中国的相比他国的，劳动生产率多一个零。为什么有如此大的优势，在前几节的论述了已经谈过了。无论工资水平怎么涨，只要与劳动生产率相匹配，单位产品的人工成本不会上升，我们不必担心产业会因此转移。这里之所以把雁行理论单独拎出来批判，是这个东西污染了我们的认知，并误导了我们的行为。雁行理论对中国的为祸超过日本。抄袭这个破烂理论的论文不计其数，更有很多以此为依据的愚蠢行为。在中国已发育出一个种类齐全的产业体系，其中有两个非常难得的特性，单位产品中人工成本优势明显，几乎所有种类的产业在代数上没有一种落后他人一代。美国的政客无论用什么伎俩，不可能推残我们的产业体系。怕只怕，自己做蠢事，比如说，腾笼换鸟。